創新驅動 山西待跨幾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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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煤炭價格再次落入低谷,山西人對經濟轉型的期待卻更加熱切。是敗于宿命?還是成功轉型?今天,一個煤炭大省正在以創新驅動的方式謀求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但在資源驅動模式的慣性中,求新之路顯然任重道遠— 多年來,山西經濟隨著煤炭產業運行的周期性波動大起大落,幾度沉浮,因煤而興、因煤而困這句話在當地經濟發展過程中被一次次應驗。為了徹底扭轉經濟發展的驅動模式,近年來,山西科技創新的步幅不斷提速。但是,在資源驅動的慣性之下,創新驅動的道路并非一路坦途。 2010年,7·29干部大會剛剛讓棄煤還是用煤的爭論劃上休止符,2012年,一個資源大省的轉型決心就在煤炭市場的陣陣寒意中迎來考驗 在山西談論任何有關發展的話題,都離不開一個“煤”字。 山西GDP在2001年至2007年間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但這一資源驅動模式到2009年受到了重創。這一年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近年來一直處于全國中上水平的山西,經濟增速陡然跌落,在全國平均增長7.1%的情況下,山西為負4.4%,成為唯一GDP負增長的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煤炭資源整合過程中,大批未達標煤礦被迫關停所致。 煤炭產業打個噴嚏,整個經濟就跟著感冒。與此同時,隱藏在資源型經濟背后的諸多深層矛盾愈加尖銳—增長方式粗放、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利用效率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和環境的矛盾不斷加劇…… 棄煤還是用煤?成為煤堆上的山西人爭論不清的話題。棄煤不現實,用煤怎么用?2009年,這一話題更加令人糾結。 2010年7月29日,在全省領導干部大會上,剛剛履新的省委書記袁純清就此問題明確指出:轉型發展不是推倒重來,是對原有發展的揚棄。山西的優勢在煤,必須以煤為基,以煤興產,以煤興業,多元發展。 至此,棄煤還是用煤的爭論在山西劃上了一個休止符。顯然,產能擴張的路子已被叫停,如果說以前是要挖好煤,那么現在更重要的是用好煤,即依托煤炭而非依賴煤炭,跳出煤炭而非放棄煤炭。 2010年底,山西省獲批成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從此,一個靠資源驅動的能源大省開啟了靠創新驅動的新時代。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省委書記袁純清接受央視專訪,向全國電視觀眾展示了一瓶油。因為清澈如水,使人都很難將其與現場擺放的一瓶純凈水區分開來。這瓶油就是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生產的高純度煤基合成柴油,其原料是劣質棄采高硫煤。 一位省委書記對一個項目用心如此之深,其背后蘊涵的意義不言而喻。 煤制油辦公室副主任關志道向記者介紹,山西省煤多、氣少、油更少,隨著高耗能產業的出局及能源結構需求的變化,煤炭將來不會再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創新驅動不僅是發展新興產業的大勢所趨,對我們山西而言,更是傳統產業自我升級的形勢所迫。 似乎是為了考驗山西人創新驅動的決心,2012年,持續10年的“煤超瘋”時代走向終結,隨著煤炭價格一路下跌,市場傳來的陣陣寒意再次讓山西經濟陷入收縮態勢,經濟轉型的需求更顯迫切。曾經因為煤炭而被遏制的創新沖動,此刻又因為煤炭而活躍起來。 當頂層設計尋求創新驅動的突破時,一些地方為政者卻在考核指標的壓力下固守著傳統發展模式的慣性思維 魯爾區曾是歐洲傳統產業最密集的工業區,其鋼鐵產量占全德70%,煤炭產量占全德80%以上,自上世紀70年代以后,工業結構單一、環境污染嚴重的魯爾區一度面臨走投無路的發展困境。但是今天,這里卻是歐洲大學密度最大的工業區。除了專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外,每個大學都設有“技術轉化中心”,從而形成了一個從技術到市場應用的體系。正是這種轉變,讓魯爾區成為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夠度過結構調整期的傳統工業地區之一。 對山西而言,魯爾區很遠,也很近。 鄂爾多斯離山西更近。 這里曾是名不見經傳的內蒙古三線城市,依靠煤炭創造了一系列的經濟神話,煤炭產業占其經濟總量近70%,GDP一度趕超香港,房價直逼“北上廣”。但到2011年底,隨著煤價狂跌,樓市低迷,一夜之間神話破滅。 同樣的例子還有神木……在 “資源詛咒”面前,有的地區成功轉型,有的地區敗于宿命。 再看看我們自己。2012年,全省新興產業投資完成1830億元,同比增長47.46%;新興產業占工業比重由2011年的15.7%提高到17.6%。但與此同時,山西省2012年煤炭、焦炭、冶金、電力、建材及化工等傳統產業實現銷售收入15224.4億元,占全省工業行業主營業務收入的85.5%,傳統產業對全省工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更加突出。 2011年,全省萬元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能耗下降3.55%,2012年下降4.15%,兩年累計下降7.55%,完成了“十二五”節能目標的45%,萬元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能耗控制在1.69噸標準煤。“十二五”前兩年,山西省以能源消費年均7.24%的增速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11.53%的增長,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但節能降耗仍面臨諸多問題和困難。目前,山西省萬元GDP能耗水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2倍,是最低水平北京市的3.8倍,絕對值在全國排第三位。而且“十二五”后三年,部分高耗能項目建成投產帶來的能耗壓力將持續存在,節能呈邊際效應遞減態勢,能耗下降空間收窄。 顯然,資源驅動型經濟已走到極端,創新驅動勢在必行。但要完成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卻絕非易事。 前不久,記者在一次采訪中遇到這樣一件事情,一位煤老板是某縣的利稅大戶,近來因市場煤價連跌,考慮到得不償失,他的企業已停止開采,但為了稅收任務及GDP目標考核,當地政府要求他盡快恢復生產。 目前,太榆科技城正在籌劃之中,作為全省科技平臺體系的重要組成,這里將被建成低碳研發基地。當頂層設計尋求創新驅動的突破時,一些地方執行者卻在考核指標的壓力下固守著傳統發展模式的定式思維,“挖”和“用”依然戲劇性地在煤炭產業中依存并對立著。山西經濟要想徹底擺脫規模擴張的慣性,實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在角色定位上變資源供應關系為產業互動關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顯然,資源驅動的慣性思維是山西轉型征途中要翻越的第一座山。 別人的問題是:讓誰干?我們的問題是:誰能干?如何在“孔雀東南飛”的人才逆境中“栽桐引鳳”,依然是創新驅動路上擺在山西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2011年3月30日,賀天才被任命為省科學技術廳廳長。今天,他依然記得當時省委書記袁純清的那句叮囑:記住,你是山西省的科技廳長,不是煤炭產業的科技廳長。 賀天才告訴記者,山西不是沒有科技,只是科技的側重點不同。我們有全國一流的煤化工技術,有最前沿的煤層氣抽采技術,有各種地質條件下最先進的采煤工藝和安全生產技術水平,但煤堆上的山西在未來轉型路上面對的將是碳的課題,即如何讓高碳產業低碳發展。“十二五”期間,山西必須完成國家下達的萬元GDP能耗下降16%的約束性目標,節能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問題如果不依靠科技創新加以解決,必然會深刻制約全省的發展。所以,在傳統產業升級的同時,大力培植新興產業勢在必行。 難點就在這里,人才結構極不均衡,新興產業科技人才匱乏。對山西而言,創新驅動雖然面臨諸多困難,但難到底是人的問題。面對一個科研項目,別人面對的問題是:讓誰干?而我們面對的問題往往是:誰能干? 數據顯示,目前,中科院系統直屬112個研究院所中,在晉只有1家;國家385個重點實驗室中,山西只占3席;山西省目前沒有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全國共有院士近1500人,山西實際只有2人,人均比全國平均水平少了10倍;在全國2455名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中,山西省只有12人;全國每100名企業科技人員中從事研發的平均為37人,山西約為32人;全國研發人才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占比例平均為78%,而山西省僅為58%。 美國三類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分別為:人力資本占64%,土地資本占20%,貨幣資本占16%。事實上,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貢獻率差異正是資源驅動與創新驅動之間的本質差異。 如何在 “孔雀東南飛”的逆境中“栽桐引鳳”? 近幾年,山西省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頻吹集結號。2009年,省委抓住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大量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創業的契機,制定實施了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來晉創新創業的 “百人計劃”。2012年,作為高端創新型人才培養引進工程項目之一的 “三晉學者支持計劃”啟動。2012年,山西省著手科技創新團隊培育工程,至“十二五”末,將培養百支特色鮮明、結構合理、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技術創新型團隊,以此聚集一批新興產業領域的高層次人才隊伍。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在招才納賢這條路上,山西面臨的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在人才短板背后,隱藏的是平臺建設、人文環境、創新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短板效應。前不久,山西省一家科研機構曾想高薪邀請上海一位高端科技人才落戶山西,條件優厚,收入比其在上海的收入高很多,但遭到拒絕。問起原因,回答是:山西科研條件整體水平不行,若來山西,兩年后自己也會變成山西水平。 對此,省委黨校現代科技教研部主任牛芳指出,人力資本的特點就在其具有流動性,其流動方向是趨向于自身價值得到體現的地方。當人才改變不了環境時,他們可以選擇環境。所以,優化人才環境、建設科技平臺、培育創新文化是山西創新驅動的必要條件。 項目推動作用開始顯現,但項目背后的支持要素仍有不少短板,推進過程并不輕松 出多少思路,不如出一個好項目。在山西轉型之路上,項目帶動作用日漸顯現。自2011年起,全省啟動并實施了10個科技重大專項,截止到2012年底,正在實施的10個科技重大專項項目中,共申請專利304項;取得新產品、新材料、新工藝、新裝置等49個;建成中試生產線17條;獲省部級以上獎勵10項;制定國家標準2項、行業標準10項、地方標準5項、企業標準22項;在建示范工程30個。 省科技廳重大項目處處長王存俊告訴記者,“十二五”開局之年,山西省啟動了自己的重大科研專項。目前,省科技廳組織實施了10個科技重大專項,包括82個具體項目、27個示范工程。通過專項的集中攻關,山西省科研創新速度明顯加快,一批項目獲原創性重大突破,一批項目已在生產實踐中發揮了核心技術的支撐作用。例如,全省的煤炭儲量中,劣質煤占有很高比重,我們搞了多年煤炭深加工,但以前都是用優質煤在搞,煤炭開采碰到劣質煤就會躲開,現在,利用劣質煤進行煤炭深加工項目已經不止一個,而是有了一批。同時,新興產業項目也開始嶄露頭角。 與此同時,盡管近年來項目推動作用開始顯現,但推動進程并不輕松。 一方面,山西省的科技重大專項雖然以市場為導向,但離不開政府的扶持,這一塊投入不足依然是山西省技術創新的一個難點。例如煤層氣抽采項目總投資52億元,政府財政專項資金只有1800萬元,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顯然不足。 另一方面,有項目、沒人才是山西科技創新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點。目前,山西省啟動的10個重大科技專項中,省外研發團隊占比超過半數,對國外、省外人才的依賴程度很高。據統計,在前7個專項中,參與合作的研發團隊共97家,其中省外占到59家。這說明了兩點:一是山西有一批在省外極具影響力的項目,這些項目對外省高端人才極具吸引力;二是山西本土科技人才、特別是科技領軍人才極為匱乏,使山西這個科技小省的地位暴露無遺。 牛芳表示,科技創新有其獨特的內在要求,原始性創新的過程就是基礎研究積累的過程,山西省除國家重點學科和實驗室外,很多領域的基礎研究薄弱,平臺建設滯后,這是山西原始性創新的瓶頸。 技術引進和推廣對山西恰逢其時,但引進之后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怪圈有待破解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或地區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在1%以內的話只能進行技術上的使用,占比1%-2%可以進行技術改進,占比在2%以上才談得上原始性創新。2012年,山西科技研發投入占比為1.17%,依然是一個適合技術引進和推廣的階段。 省技術推廣中心副主任茹世祥從事技術推廣工作多年,針對引進與創新的關系,他給記者講了一件事。前些年,山西省有的企業花費不少人力、物力、財力,埋頭研發熱敏探傷及在全國炒得很熱的汽油割焊延伸技術,這事實上是西方國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研發并判定沒有開發價值且已放棄的項目。后來,專家考察指導后及時終止,經過技術對接引進落地。這個例子說明,有時一味埋頭進行原始創新未必科學,是對資源的浪費,現階段技術引進和推廣在山西省前景廣闊,可以少走彎路,提高效率,可以短時間內增強企業競爭力。 茹世祥同時強調,技術推廣是縱向規律,是擴散規律,是提升區域生產力水平和產品競爭力的有效手段,是實現原始性創新的必然途徑,技術推廣工作強弱直接關系到技術創新轉化的效果。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是技術推廣的前提和保障,技術引進之后還存在吸收消化問題,如果只引進,不吸收,突破不了技術壁壘,核心技術上仍處于落后狀態,最終反而會阻礙了行業的發展。 上世紀60年代,日本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技術引進階段,當時,日本對引進的每1美元技術會拿出7美元進行消化吸收。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也經歷了技術的大規模引進時期,我們的情況是,用1美元引進的技術只拿出7美分進行消化吸收,和人家整整差了100倍。 對此,牛芳認為,目前,技術引進的確是適合山西省情的一種方式,可以快速提升企業競爭力,但如果引進之后沒有吸收,隨著時間推移,引進的技術會逐漸落后,之后就會陷入再引進、再落后的循環之中。山西大部分企業恰恰是在技術引進之后吸收消化能力弱,這一點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研發經費投入創歷史新高,科技活動產出卻大打折扣。在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過程中,中小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亟待確立 8月6日,省統計局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山西研發經費穩步增長,投入總額比上年增長16.7%,達到132.3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山西全社會R&D經費自2006年以來翻了三倍;2011年、2012年爭取國家科技項目資金12億元以上,是“十一五”期間總和的1.2倍。 據聯合國有關組織調查統計,投資生產的回報率是11,投資金融的回報率是15,而投資科技的回報率是17。但這一公式在山西體現的并不充分。究其原因,中小企業未能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國家科技統計監測評價指標體系中,包括5個一級指標,12個二級指標,33個三級指標。其中有2個一級指標山西不盡如人意: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我們排在第31位,位列全國倒數第一;二是科技活動的投入在全國處于中游水平,但產出卻位列全國下游水平。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山西實現創新驅動的又一個瓶頸。 下面的例子可能說明了問題所在。 盂縣高錳磨件廠是一家民營中小企業,該廠自2008年至今共申請專利29項,企業每年的利潤幾乎全部投入到技術研發,被省科技廳確認為“民營科技企業”。盂縣科技局局長鄯寶明向記者介紹該廠時這樣評價:“產值不大,但科技創新的內涵極其豐富。” 但這家中小企業并沒能在創歷史最高水平的省財政研發投入經費中分得一杯羹。該企業負責人郭玉寶告訴記者,多年來,企業掙的錢沒有裝進兜里,都拿去搞了研發。技術創新資金需求量大,而且有投資就有風險,由于缺乏社會融資渠道,基本上是有一點投一點,大的技術創新項目搞不起,企業創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約。 這并不是一個特例,每年申請科技部支持中小企業的創新基金,山西從數量上大多總是排在中部地區最后一位,因為山西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數量太少。 國外科技成果轉化率高,風險投資起了關鍵的作用。在美國,至少有50%從事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得到風險投資的幫助。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產業化的資金來源有國家撥款、企業自籌、銀行貸款等,但靠國家撥款來進行科技產業化畢竟有限。發達國家的科技史發展證明,中小企業才是企業創新的真正主體。但山西目前的情況是,一方面中小企業創新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有創新能力和創新文化的中小企業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扶持。技術創新一旦失去與市場有天然聯系的中小企業這一載體,資金投入產出比自然會大打折扣。 對此,賀天才指出,科技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人、企業、機制等因素高度關聯,具有市場性和趨利性。目前,山西省產學研合作機制尚需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有待建立。為此,在政府部門積極發揮政策導向作用的同時,要以項目、企業為紐帶,進一步擴大山西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的規模,同時密切企業與商業金融機構的聯系,拓寬融資的渠道和范圍。 是否創新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所以僅僅有想法還不夠,必須讓創新成為一種文化 2010年,三一重工將擴張觸角伸向山西太原。這家民營企業與太原經濟技術開發區簽約投資10億元建設山西煤機工業園,這塊地盤是其行業競爭對手—大型國有企業太重集團所在地,但是,這家民營企業還是大張旗鼓地來了。 三一重工每年研發投入大概占其銷售額的5%-7%,這在工程機械企業中幾乎是絕無僅有。正是憑借這一點,1994年,這家在工程機械行業中從零開始的企業如同一條鯰魚,從技術“跟隨者”發展成行業“引領者”。2012年初,三一重工更是將世界第一品牌德國普茨邁斯特成功收購,今天已經在同行業中發展為中國第一、世界第六。究其原因,首要的一點就是一刻不停地技術創新,創新是三一重工的企業文化。 “創新有風險,但是我個人覺得更大的是收益。你不能拿出有競爭力的產品,那不是多與少的問題,是生與死的問題。”談起發展之道,三一重工的高層負責人向文波這樣回答。 在三一重工不斷攻城略地、闖入山西人的視野之時,山西人已經很難再想起當年紅極一時的本土品牌—海棠洗衣機。 曾有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約400萬家庭主婦是從海棠洗衣機開始告別手洗的。1979年,海棠集團開始生產洗衣機,是國內最早定點生產洗衣機的專業廠家之一。1983年,海棠牌單桶洗衣機以一流的產品質量曾被評為當時全國6大品牌之首。其產品連續8年被中國消費者協會確認為推薦商品,并獲全國首批免檢產品稱號。但是,由于有守成思想,花無百日紅這句話再次應驗在海棠集團。 上世紀90年代末,記者走進這家企業采訪時發現,由于缺乏技術創新,海棠產品已經無法與后來崛起的海爾、小天鵝、榮事達等洗衣機新貴競爭,隨著洗衣機的市場競爭開始加劇,該企業開始成為其他品牌洗衣機的生產車間,只能靠貼牌生產來維持運轉,淪為他人的嫁衣。記者清楚記得,當時的企業負責人對此羞于啟齒,不愿將此事報道出去。但到2002年,海棠集團的洗衣機產量已由鼎盛時的30萬臺下滑到僅剩下2萬余臺,并從此一蹶不振,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確如向文波所言,“你不能拿出有競爭力的產品,那不是多與少的問題,是生與死的問題。” 對此,王存俊坦言,山西國有大中型企業具有極強的新產品研發能力,但由于生產任務重,研發投入少、企業基本處于重復生產狀態,長此以往,不僅原有優勢喪失殆盡,企業與省外同類產品科技水平差距還將不斷拉大,加強山西省行業領軍企業的科技創新已顯得極為迫切,必須讓科技創新成為一種企業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2012年消除了“零專利”縣,專利達到16786件,與“十一五”末相比實現翻番。但與之并存的一個現實是,大批專利問世后便被束之高閣,難以完成產業化對接。 僅僅有創新的想法還不夠,關鍵是要形成創新文化。據了解,山西省在科技領域榮獲國家二等獎的項目均是企業、院校、研究所共同研發的成果,但山西省產學研結合情況并不理想。所以,如何實現科技與經濟的自覺融合,這其實正是山西創新文化的最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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